日志
枪击导师后，他留下了这样的遗书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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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洪潇冰
最近国内诸多师生关系案件，令我不禁想起27年前震惊中美的卢刚事件。
卢刚： 1963-1991;1981级北大物理系学生，1985年通过CUSPEA(李政道等北美华裔教授组织的中国学生‘筛选’计划)赴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天文物理系读博士，卢刚导师即该系著名教授克里斯托弗·戈尔咨(Christoph K. Goertz)，是该领域尖顶学刊《地球物理研究》(JGR)的主编，是公认的领域大牛。卢刚父亲是北京市汽车配件厂工人，有两个姐姐，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儿。
首先给读者回顾一下卢刚事件(根据网络信息整理归纳)：
1991年11月1日(‘万圣节’之后)，卢刚来到正在进行专题研讨会的爱荷华大学物理系大楼(Van Allen Hall)309室，旁听约五分钟后，他突然拔出左轮手枪射击，首先击中他的导师，47岁的戈尔咨教授，并在其倒下之后又在脑后补了一枪;然后，他又朝他的论文指导小组成员史密斯(Robert Alan Smith)副教授身上开了两枪。卢刚又瞄准了当时在场的同门师弟，27岁的山林华博士，接连向山林华的脑部和胸膛连开数枪。枪击这三人之后，卢刚并未停手，转头来到二楼208系主任办公室，一枪射杀系主任尼克森(Dwight R. Nicholson)。在确认尼克森已经死亡后，卢刚出人意料地又回到第一现场309室，检查戈尔咨、史密斯、山林华三人是否全部死亡。此时，几名学生正在抢救还未断气的史密斯教授，卢刚挥枪将他们赶走，迎着史密斯惊恐而哀求的眼神，补了致命一枪。随后，卢刚来到旁边的生物系大楼，从一楼一直走到四楼，似乎在寻找特定目标，期间他曾遇到数位师生，但并未开枪滥杀。在寻找未果后，卢刚又来到行政大楼，冲入一楼的校长办公室，向副校长安·柯莱瑞(T. Anne Cleary)前胸和太阳穴连开两枪，刚好在室内的学生秘书茜尔森(Miya Sioson)试图报警，也被卢刚射了一枪。最后，卢刚来到二楼203室，用杀人的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整个枪击过程不足20分钟，警方截获并扣押了卢刚在事发前几天寄回国内的包裹、家信、汇款等，并查到了卢刚的遗书，据爱荷华大学官方宣称遗书共五页，其中四页英文一页中文，但在事发一个多月后警方仅向媒体公开了四页英文遗书(中文翻译见后)。当年中外媒体主流评论是卢刚“狭隘，自私和冷酷”，各华文报刊几乎众口一辞，对卢刚痛加指责。华裔学者或教授发表的文章大部分为“论中国人的冷酷”;中国留学生所发表的文章大部分认为“环境压力，生存竞争的恶性循环，导致‘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’的悲剧”。有的甚至说卢刚的行为是“文革遗毒”。(http://bbs.tianya.cn/post-no01-314244-1.shtm)
笔者当时初到美国留学，自己和周遭同学也没遭到什么挫折，在telnet(类似现在的网络，但没有现在网络那么方便、普及)中文杂志有很多分析、评论，基本接受主流判断，偶闻赞美卢刚敲山震虎的‘杂音’(主要来自与卢刚有相同经历的中国留学生)，也觉得太暴力、太残忍。
对比最近国内刷屏的多起学生权利被侵害的案例，这些90后的被害者多因绝望、以自杀结束被迫害，鲜有奋起反抗的。从这个角度给60后的卢刚戴个“文革余孽”的帽子也不冤枉，毕竟60后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”、“造反有理”，榜样都是反潮流、反权威的小闯将，如黄帅(小学生给北京日报写信批评老师的不公对待)、张铁生(上山下乡知青，在大学试卷背面给领导写信批判不合理的考试制度)。而卢刚、山林华这些60后工农子弟，受益于70年代公平的基础教育，80年代才得以通过高考进入北大和中科大这样的精英学校，后来又获得奖学金出国，可谓春风得意。而他们在80年代的校园里还真没怎么见过猖狂的、压榨学生的学术权威，按照主流的说法，应该是因为“文革遗风”未远，老学阀们还得适当夹着尾巴、新学阀们还没成长起来。
卢刚为什么如此‘冷酷’、‘理智’地枪杀了自己的导师、同学、校领导?咱们不看报告文学(刘予建：《万圣悲魂》)、或者刘烨主演电影《dark matter》的演绎，先分析一下他的遗书吧：
读罢这两封信，相信读者已经能够更全面的理解这一事件。卢刚是个‘刺儿头’，遇到不公绝不忍气吞声，而是要‘死磕’到底。但是学校的官僚和学术权威们根本没把他这个外国留学生放在眼里，因为在这样的学术体制中，导师对学生拥有绝对优势的地位。
这个学术体制，就是当时美国学术型大学已经建立的‘科研包工’制度，导师是包工头、研究生是学术民工，导师负责圈钱(申请科研经费)做科研项目，学生负责搬砖(做实验、出数据)，产品就是在公认的学术刊物上发文章，文章数量和杂志等级成为导师晋升的评估指标。导师及系里的同仁可以控制学生的是否毕业、何时毕业，导师更是可以通过推荐信掌控学生的未来饭碗。而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，这套学术体制已经完全被搬到中国来，而且还赋予了它“中国特色”。
面对这样的学术制度，学生的权益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，正如建筑工地上的“包身工”任由各级老板层层盘剥，学生也是这个科研制度最底端的被压榨者。学生之间为了前途有激烈的竞争，但这正如同工厂中工人之间为了更好的收入互相竞争一样，最终结果只能是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”。因为这个制度下，利益的最高占有者是官僚和学阀，学生只能争抢剩下的那一点儿可怜的东西。
在这样的制度下，真心喜爱学术的学生被导师的搬砖任务压得喘不过气，因而根本难以得到真才实学，也难以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，久而久之，年轻学者对学术的幻想破灭也便成了很正常的事。而因为学生对导师来说有可压榨的价值，因而导师往往不顾及学生的前途，而只考虑自己的收益最大化，学生的世俗前途也因而布满荆棘。不是说所有导师都是恶人，只是这样的制度给了恶滋生的空间。
与自杀的学生相比，不能不说卢刚是勇于反抗的。在这样丑陋的制度下，正如他所认识到：正常的或者说合法的手段很难实现正义。他不是没有尝试过所谓正常途径，但是却遭到了官僚和学阀的无视。当正义在合法途径中得不到保障时，他选择了用这样的手段实现正义。不能不说，这场悲剧是制度造成的。
他是不是英雄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。但至少可以说，他选择的手段是‘个人英雄主义’式的，用个体暴力引起了广泛关注，警示未来潜在的加害者。正如胡文海、贾敬龙、张扣扣这样的悲情英雄一样，他在遭遇到制度性压迫和不公时，选择了消灭直接施害者的方式。
然而，直接施害者，只是丑陋制度的执行者。一些施害者消失了，另外一些又产生了。作为个体的受害者，卢刚报仇雪恨，快意恩仇。但如何能从根本上改变这样滋生罪恶、创造悲剧的制度，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
弱小的受害者究竟应该怎么做?
最近很多事件表明，小小鸟们联合发声、团结反击，推动科研制度转变才是真正的出路!
